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傅斯年

2021年5月14日19:00，威尼斯欢乐娱人v675“汀澜”读书会第三季第五期在映秋院201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分享的书目是吴铭能先生的《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中国民族史、档案学、图书情报等方向的学生积极参与了这次读书会。

首先，本期主讲人2020级、2019级中国民族史方向的张体红和向斯瑶同学向大家介绍了该书的作者吴铭能先生的相关简介及写作背景，接着对该书内容进行了讲解和分析，从两人两事为切入点，梳理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其中两人为近代著名人物梁启超与陈独秀，两事指的是雷震案和“二·二八”事件，通过讲解作者对人物与事件的细节与真相的还原，引出其对该书的反思与收获，学习书信中透露的历史事实与解读书信之法和重视名家手迹原件所透露的蛛丝马迹，并就档案文献的查找与运用，口述史的可信度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分享。

（主讲人分享现场）

在接下来的互动交流环节，大家就阅读《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2019级中国民族史方向的邓博文同学认为，该书以第一手未曾公开发表的档案书信文稿为主，在爬梳史料后，为我们勾勒出诸如梁启超、陈独秀、雷震等人物形象，通过这些资料的剖析解读，使我们更加全面而形象地认识到“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正如此书作者吴铭能教授认为，研究历史要注重自己对史料的收集与整理，要重视“琐碎的小细节”，这些往往可能是了解真实历史的关键。该书也谈及了口述档案的局限性和如何操作的问题，启示我们在平时的学习研究时，要善于结合档案文献的利用，拓宽自己的研究思路。

2019级中国民族史方向的常璐同学提出，所谓“人的味道”即将某个人拉下“神坛”，也即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提到的“接地气”，在研究某个人物时，褪去固有刻板印象，可能会有新的收获与发现，也能对要研究的人物有更加立体的认识。在寻找史料或者书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应该带有太主观或者先入为主的想法，要做到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认为书中提到的“人文领域的研究要费尽心思，没有揣摩想象是难以深入最核心之处而有心得的”与自己平时看书过程中的思考多有印证，在阅读的过程中总会不经意地去思考某个人物的性格如何或者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在不断阅读的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不是完全客观或者有待商榷，但因主体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会相同。重要的是有足够的史料去支撑自己的观点，论从史出才能够自圆其说。

（读书会现场剪影）

2017级档案学专业的本科生黄玲玲同学认为，档案与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本书中结合了大量的书信与档案，向我们展示了更为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在这本书中我们也会看到名人的“凡人之姿”，就像本书的标题，历史的另一角落。文中也论述了关于口述历史与口述档案的内容，如何保证口述档案的真实性，一直是口述档案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口述的内容会因口述者或口述内容涉及人物的不同目的，可能会产生某些差别。因此，在进行研究时，要从全面的眼光看问题，注重细节，才会更加立体细致与完善。

2019级图书情报方向的王宇灵同学从两个方面与大家分享了心得：一是对“琐碎的小细节”的把握，作者认为“如有相当充分条件，应尽量做到巨细靡遗”，对于历史人物，除了课本上对他们下的定义外，更多的是在生活中展现出来的小细节，才使其更具“人味儿”；二是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什么材料可信？信札、日记、语录、著述、自传、年谱、回忆录等都是可利用的材料，但口述档案、与回忆相关的档案可信度并不如日记、信札这一类，因为人的记忆往往并不可靠，报刊报道也不可尽信，要探求真实还是需要多方比对。

2020级档案学的赵芯苇同学谈了自己对于口述档案的想法。口述档案的采集对于访谈者有基本的伦理要求，需要事先告知、充分准备、客观中立。对于访谈执行机构也有伦理要求，分别是社会责任感、保护意识以及访谈人员的培训。现在很多档案馆已经不再使用录音的方式进行采集，而是会采取录影摄像的形式，口述资料变成了一种类似纪录片的呈现方式。进行口述资料的采集是一个非常复杂繁琐的流程，目前档案馆口述资料的采集工作一般是由外包公司进行。联系被访者也需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对接沟通。

2020级图书情报方向的向瑞琪同学就此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口述历史记录，作者对一篇访问纪录初版和再版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两个版本从文字到图说出入颇多，除了无关要旨的谬误外，作者认为，再版有些地方“过度恣肆悲情”，有些地方“夸大想像描述”，还有直接造假的内容，这些都违背了历史研究应该秉承的客观中立原则。口述历史讲求的是事件的精确性，但是由于受访者可能受到不同情境氛围的影响导致情绪激动，或是因为事件久远出现记忆的模糊，这些局限性会导致口述历史没有办法完全地、真实地还原历史。因此，她认为口述历史需要加强辨伪的工作，不可听信一家之言。

（读书会与会同学合影）

本期读书会不仅让同学们对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学行和雷震案、“二·二八事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使大家对档案、手札与口述历史等文献的释读与运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为同学们治学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我们进一步“从文献理解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威尼斯欢乐娱人v675“汀蘭”读书会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