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7日15:00，国际著名宋史专家黄宽重教授受邀在威尼斯欢乐娱人v675东陆校区文渊楼406教室作了题为“政治与文化：近世士人的家国情怀与文化建构”学术讲座。威尼斯欢乐娱人v675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张锦鹏教授主持，田晓忠副教授、王昊博士后，云南师范大学杨瑞璟博士、昆明学院熊开万博士等校内外师生现场聆听。

首先，黄先生认为，在南宋史研究中，从唐以来培养的新知识分子，有两个重点被忽略：一是知识分子由关心中央朝政转向积极经营乡里，二是在文治政策推动下由知识分子发展出来的蓬勃文化。前者表现为社会力的滋长，后者则是文化力的展现，二者构成了近千年以江南为中心历史的塑造与成长。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关于南宋半壁江山的历史。

随后，黄先生分别从“科举、荐举社会下的士人群体”“政治变动、士人转向——从经国济民到扎根乡里”“文化政策与知识建构”几个大的方面展开演讲。

他提出，理解宋代士人群体的成长，需要结合科举考试与官僚升迁荐举制度在南宋发挥的效能一起考察。北宋重文轻武政策，强调以文凌武，优待士大夫，科举考试选拔文人的制度和教育制度同时趋向完备，并在印刷业发展背景下，私家追求功名、知识分子进官场的可能和吸引力大增，读书人口大量增加成为显著社会现象。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通过殿试成为天子门生，忠君观念的强化，和整体言论宽的社会环境，让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联结非常强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言论，表明士人与国家命运的强烈结合，成为宋代士人关怀的主要层面，而又以北宋为最。

由于宋代官员升迁制度对荐举的硬性要求，使士人不能仅局限于自我提升，而需要借由同乡、同年、同僚等关系去建立更为绵密的人际网络。黄先生提出，在人际关系的构建中，诗词歌赋的酬唱、文学艺术的雅集成为重要的交流场域，以文化、文物为媒介的人际关系的构建，调和、舒解了诸多硬性竞争难以达到的互动效果，使宋代文化随着士人群体的膨胀成长而蓬勃发展。宋代馆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则是国家文化力的彰显，在知识群体中形成以“文”为准的向心力，文化力成为宋代的主要标志。

南宋的政治变动导致了士人的转向。黄先生认为，南宋建立后，在北宋亡国的检讨和内外生存压力下，高强度改革难以进行，遂形成了以守成稳定为主的政策基础。与此同时，员多阙少的矛盾、动荡多变的政局，以及士人群体的不断壮大，迫使士人关怀面出现转变，即士人由关注中央转向经营地方。他进一步说明，背海立国的南宋朝廷为维持统治，不断收取地方财权，财政的中央化使地方财政艰难窘迫，很多事务都不易为。转向乡里的士人便积极参与寺庙、水利、宗教乃至地方治理等事务，伴随而来的便是地方志、乡约、义庄、乡贤祠的兴盛，从而塑造了以地方荣耀、地方责任为价值的地方意识，地方社会力量得以成长。同时，下沉的士人群体并没有表现出对朝政的漠视，反而与政治局面、政治人物保持密切互动，这是由宋代士人的群体性格所决定的。他还以晚宋太学生刘黼为例，向大家生动展示了此方面的内容。

文化力量的滋长、成熟，形成了新的文化生态，也促成了知识体系的建构。黄先生认为，南宋朝廷广泛搜集图书，重建秘书省，注重对文化传承与政治精英的培养，强化了文化传承所代表的正统性意义。秘书省官员通过参与政策制定、礼仪规范、宴会酬唱等高层政治文化活动，展示才华，加强身份认同，形成了以文化、文物为媒介的高层次交流圈。他们与众多通过文化交流构建人际网络的士人，以及知识谋生的地方士人共同营造出多元共存、雅俗共存的宋代文化生态。他强调，文化知识只有通过广泛传递才能由交流层面达到深度认知，而宋代社会的高度移动性促使知识记录、整理、印刷、传播，并逐渐发展出更专业性、更系统性的知识体系。随着科举、童蒙、日用等专业性书籍的涌现，专业性受到社会尊重，并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最后，黄先生总结到，宋代文治政策、科举制、印刷术等因素共同促使士人群体的成长、壮大，读书识字成为社会主流，并进一步影响宋代政治、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走向。北宋呈现士人向上关注朝政的局势，南宋则呈现士人向下经营乡里的局势。对于这些现象的出现，我们不应该用太强烈的价值观去判断藏否，而应立足客观基础，并给予时代与人物相当程度的谅解和同情，共同促进历史研究的发展、深化。

讲座最后，张锦鹏教授分别从自由度、文化性、地方性和流动性四个层面对本次讲座作了总结。同学们也就士人群体的塑造、基层社会秩序、耕读传家等问题向黄先生进行了请教。

（威尼斯欢乐娱人v675供稿）